工厂要局部搬迁,83名工人面临要么接受辞工要么被迫转移的窘境。这起在东莞发生的劳资纠纷案例,暴露了一直为我们所忽略的新问题:转移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同时也牵出了“污染转移”令人担忧的老问题。

　　日前,南方日报记者走进那家正在转移中的工厂,探访那群大政策背景下的小人物,采访江门市环保局,希望借这个案例来反映时代变迁中的酸甜苦辣。

一群男人愁云满面

　　3月20日,下午的阳光洒落在东莞市常平镇袁山贝村的工业区内,风轻云净,天气暖和。当天是星期六,在环常路袁山贝大桥附近的绿化道上,坐着20多个操东西南北方言的汉子(如图)。他们是东莞市常平镇一个印花厂水浆部的男工,尽管摆脱了染料的恶臭,但是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而凝结了一层层愁云。

　　“工厂要搬走了,把我们七八十人都安排到胶浆部上班,人浮于事,肯定没得加班,只给我们底薪,这不是耗着我们、逼我们自动辞职吗?这样他们就省了经济赔偿金了!”28岁的广西人黄志辉说着,把脚下的石头一脚踢飞了。

　　来自湖南的张中林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叶,接过黄志辉的话茬儿说:“我真后悔今天早上签了那个协议……”

　　36岁的王康健,一言不发,他右手夹着猴王香烟,猛地吸了一口,在烟雾缭绕中看着议论纷纷的工友。他和老婆在袁山贝村打工,供养着老家的父母和儿子,日子拮据,平时为了省钱一般不怎么抽烟。但是从3月17日起,因为工厂决定“放长假”之后,他花10元钱买了2包猴王香烟,很凶猛地抽起来。尽管他是正值壮年,但是在这关头,却显得相当无奈又无助。

莫名其妙的长假

　　这群男人所供职的工厂,是香港人开办的东莞市常平明声印花厂,坐落在常平镇袁山贝村环常路侧旁,总投资约3000万元,租借厂方32000平方米,现有员工100多人。因为污水排放限制,老板2007年已经在江门市新会区沙滩镇梅阁沙仔底创立了江门裕和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最近几个月厂方正在把设备一车又一车地搬到江门的新公司。

　　事实上,工人从去年9月份就注意到工厂要搬迁了。黄志辉说:“当时,工程部的同事去江门一家工厂安装水电工程,他们回来之后,工厂要搬迁的消息就传开了。而且新招聘的员工,合同签的是江门一家纺织公司的,但是员工证上写的还是明声印花厂。”后来工厂派出长长的货柜车开始搬运设备了,水浆部成为第一个被“开刀”的生产车间。

　　3月17日,厂方在公告栏贴出一纸《关于放假的相关通告》,表示“水浆部所有部门(水浆印台、水浆打板、水浆试色、浆房、晒网房、网仓、洗水部、蒸布组)全体员工放假,放假时间自2010年3月18日至2010年4月30日止”,在此期间,工厂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770元/月)的80%给工人支付生活费。

　　尽管工人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却被莫名其妙的“44天长假”吓了一跳,一时间全厂哗然。

　　工厂放假的理由是“货源较少,生产收缩”,只字不提搬迁事宜,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工厂大门口,竟然张贴着江门裕和泰纺织实业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表示“旧厂搬迁新厂投入生产,现大量招聘普工”。

厂家表示愿意赔偿道歉

　　水浆部共计83名员工,全是男人。从收入的差距上,这群男人明白了厂方的用意。平时月收入少则1500元,多则2000余元,一放假的话,就变成了600多块钱了。有工人说:“搬迁就搬迁嘛,怎么说放假,不就是要逼我们辞工,想不给违反劳动合同的赔偿嘛!”

　　3月18日,“被放假”的第一天,这群男人没有像往常假期一样在出租屋陪老婆或者出外找朋友,而是在工厂广场上集结,要求厂方给出放假的合理解释,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照劳动法律法规给予经济赔偿。

　　黄志辉说:“我是2006年3月入厂的,工作已经满4年,按照《劳动合同法》,工厂应按照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给我补偿,少说也有7000元。”

　　事情稍有转机,但不如愿。厂方收回了放假决定,表示愿意赔偿,但是金额只是最低工资(770元)的2倍,即1540元。

　　在无法平息员工不满情绪的情形下,厂方贴出另一纸“通告”,对17日的放假决定“深表歉意”,决定“自2010年3月18日开始,公司各部门照常生产,员工各项工资福利待遇将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坚持不变”。

　　但车间大部分设备已经被搬走,员工见此事实,已经不再相信厂方,仍然坚持要求解除合同并获得足额经济赔偿。

工人维权意识高涨

　　3月19日,得不到满意答复的部分工人来到常平镇政府上访。工人们并没有过激的举动,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派出5名代表与厂方代表进行谈判。

　　经过5个小时的谈判,最后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3月20日上午,70多个工人与厂方签了协议,表示愿意调到明声印花厂的胶浆部上班,厂方保证工资、福利和职位不变化。

　　不过,工人的意见并未就此平息。当天下午,20多个工人坐在工厂门口的绿化道讨论协议的事情。阳光和煦,附近有鸽子在飞翔,但是这群工人的心情却异常地沉重。有工人一根又一根地抽着廉价的白沙烟。

　　“什么工资、福利和职位保持不变啊?那个胶浆部,本来就有二三十人,再加上70多人,人都站不下了,还上什么班?就算上班,也不用加班的,只是拿个770元的底薪,我们怎么活下去?那个协议完全是个陷阱,工厂就想跟我们拼耐力,用低收入逼我们自动辞职,这样他们一分钱也不用赔了!”张中林忿忿不平,自从2007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他就经常上网去查询法律法规,并经常温习这部法律。

　　袁山贝村的村支书袁吉新说:“几年前,我们去处理劳资纠纷的时候,工人还怕我们。《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工人维权意识高了很多,一碰到什么问题就搬出这部国家大法,有的工人法律法规比我们还熟悉。”

工人毕竟太嫩了?

　　广东海联泰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吴永斌说,只要工厂擅自更改工作地点和工种,都算违法劳动法律法规,工人可以追究工厂的责任,但是明声印花厂的工人签订了更改工作岗位的协议,现在就算有意见也无能为力了。

　　张中林说:“就算我们懂再多法律法规,与拥有更多资源的厂方比起来,我们还是太嫩了!”

　　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还要签订那个协议呢?王康健说:“对于我们这批不愿意去江门的工人,工厂说我们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留在明声印花厂,不过要调到还保留着的胶浆部；第二,调入老板在袁山贝开的两家制衣厂；第三,辞职不干。无论怎么样都不给赔偿。这是经过政府协调出来的结果,我们打工仔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习惯做印花,制衣又不会做,所以只好选择调到胶浆部了。”

　　对于工人的意见,常平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副主任周庆华说:“我们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法律法规协调劳资双方矛盾,并没有偏袒谁。经过政府协调,厂方收回了放假通知,并对工人郑重道歉,保证工人有工作可做,并保持工资、福利和职位不变。”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常平分局监察办主任周日初说:“工厂现在还没有搬走,我们不可能强制人家解除劳动合同,并赔偿工人损失。我们只能按照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做事,依照法律法规维护劳资双方的权益。现在厂方对我们说,不是全厂搬走。”

无法割舍的常平情结

　　袁吉新说:“其实工厂是很想工人跟着去江门的。因为现在工人很难招,印花厂尤其需要熟手工。”

　　然而这只是工厂的一厢情愿,工人并不领情。黄志辉说:“我们大半工人都是带着老婆在常平打工的,有的还是全家人都在这里,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去江门?再说,江门那边工资比较低,底薪才690元,工厂又偏僻。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圈子都在常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在常平生活惯了,对常平有感情了,怎么可能说离开就离开?”

　　黄志辉于2005年进入明声印花厂的前身———达生制衣厂印花部,成为一名水浆工人。“工厂的订单不错,因为加班时间多,我进厂后,第一个月拿到了近2000元。最忙的一个月加班时间达到200多个小时,那个月我拿到了3000多元的工资。”

　　黄志辉在深圳工作时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随后两人一起来到了东莞常平,妻子进入了距明声印花厂不远的一家电子厂工作,两人在两厂之间的新莞人聚集地租了一间小屋,过起了辛苦而充实的生活。

　　他们的女儿在他入莞时出生,如今5岁,放在广西老家。想起只能每年春节时与女儿相聚,黄志辉的脸色显得有些黯然。但他感到欣慰的是,无论怎么样都有老婆陪在身边一起打拼,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

工人的小小心愿

　　比起大多数结伴而行的打工情侣来说,来自湖南的吴伟强对常平的眷恋显得更为彻底。他们全家十口人都搬到常平来了,在袁山贝村租了一栋两层半的小楼居住。

　　吴伟强说:“我们3兄弟有2个结婚了,还有爸爸,总共6个人在常平打工,妈妈就做家庭主妇,煮饭、照顾3个小孩子。我们在袁山贝村有很多老乡,生活就像在老家一样,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在袁山贝过年了。可以说,常平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了。”

　　3月21日傍晚,吴伟强抱着2岁的儿子从邻居家回来,孩子看见了奶奶就哭嚷着要抱。吴伟强交出孩子之后,来到庭院内的人群中。那是他爸爸正和老乡在斗地主,桌子上放着几块钱,他们正在“没事闹着玩”(如左图)。

　　工友王康健这时候从一辆破自行车下来,走进来与吴伟强打了个招呼。吴伟强说:“你看,这种状态,叫我怎么去江门?到了江门,又是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会感觉很无助的。”

　　王康健说:“我有个小小的心愿,就希望工厂能够老老实实地给我们赔一笔钱,然后我在常平另外找一份工。不就是几十万吗,对一个大老板来说算什么呢?毕竟我们都给他们辛辛苦苦地干了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想想看,车间内,整日臭气熏天的,肯定对身体有害的,但是我们要过什么补偿吗?夏天那么热,少说也有45℃,我们光着臂膀穿着短裤上班都觉得热,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工厂这么做,我真是越想越心寒!”

　　一个小时后,夜幕降临,王康健骑上自行车,穿过稀稀疏疏的荔枝树,依依呀呀地走了。背后传来一个老妇人的声音:“怎么不吃了饭再走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黄志辉、张中林、王康健、吴伟强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劳资关系和谐才不会招工难

　　广东卓信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的律师游雄志说,从他和同行朋友经手的案件来看,因工厂转移引起的劳资纠纷从2009年起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由于工人处于弱势,有一半案件,结果都是工人吃亏,工厂会“耍花招”不给工人经济赔偿。

　　现阶段,“双转移”政策正在推进之中,包括东莞东部在内的珠三角经济先行区域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经营成本、环境保护等问题转移到经济后发区域,鉴于当前的实际,相应的劳资纠纷也会“水涨船高”。

　　目前企业招工难,因此企业要放弃过去“敌视工人”的思维,做工人的朋友,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从而才能保证最重要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的充裕。但是常平明声印花厂对工人演戏般的行动,以及工厂高层拒不接见记者的羞涩举止,折射出企业转变思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生集体性的劳资纠纷后,工人往往通过非正当途径来维权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因为劳动者从以往的实践得出了常规诉求途径往往难以奏效的教训。

　　日前,东莞各镇的劳动分局纷纷更名为人力资源分局。工人期盼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改名运动。至于其他没有改名的政府部门,也一样令人充满期待。

　　本版文/图南方日报记者曾德军李书龙

　　(感谢南方日报江门新闻部记者陈春花对本文的帮助)